UNESCO杀戮【译】

本文是一篇十年前的文章，作者是意大利记者、学者 Marco D’Eramo，原文发表于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其中的一些观点，时至今日依然很有意义，值得诸如我们这样的访古爱好者，乃至文物保护工作者去反复思考

原文地址：Marco D'Eramo, UNESCOcide, NLR 88, July–August 2014

目睹这么多古老的城市在死亡中挣扎令人心碎：它们可能存在了几百甚至上千年，大多数曾经富饶、繁华，有些甚至经历过战争、瘟疫、地震等等灾难，如今却一个接一个的凋零、空洞化，最终沦为没有生命力的戏剧舞台背景板。那些曾经生机盎然、喧嚣熙攘的居民，如今只剩下千篇一律的快餐店主、小摊贩，售卖着“当地特产”：纱巾、蜡染、手镯；曾经鲜活的生活都被安全的封印在一本本旅游手册当中。它们的死刑判决来自于巴黎市第七区丰特努瓦广场一栋优雅的建筑里 —— 经过漫长的官方程序 —— 最终成为一个无法撤销的标签、一个商标、一个永远的烙印

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吻”，一旦被贴上，城市的生命力也就被扼杀了。这种扼杀行为并非有意为之，相反，它是出于极大的善意和最崇高的理想： 保存 —— 原汁原味的封存 —— 人类的宝贵遗产。正如保存（原文为preserve）一词所表达的，防腐、冻结、定格时间，城市被制作成了标本。诚然，文化古迹需要被保护，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公元前450年就对雅典卫城下达了保护令，那么今天我们也将看不到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卫城山门（the Propylaeum）或厄瑞克忒翁神庙（the Erechtheum）这些之后的辉煌建筑。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穿越到16、17世纪的罗马，想必会被当时方兴未艾、大兴土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浪潮吓坏吧

城市的发展与遗迹保护之间的平衡并非不可能。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在充满博物馆和艺术作品的城市中，而不是带有“宿舍区”的大型陵墓中！不久前，我回到故乡圣吉米尼亚诺，发现老城内没有一家真正的肉铺、菜店或面包铺。一到夜晚，当那些饭店、酒吧、纪念品商店关门之后，城中完全找不到原住民的影子 —— 他们都搬到城外的现代公寓中去了。如今的老城，各式商店陈列着“发明传统”的小商品，已经沦为一个中世纪古装电影的布景罢了

老挝的琅勃拉邦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它的历史街区现在成了一个个“旅游陷阱”，古城房屋被改建成了酒店或餐馆，街上的集市售卖着世界各地都有的小商品。《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作用是想保护一个地方独特的不可替代性，却最终让这里变得 “哪都不是”。全球各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正在复制这种 “哪都不是”。离开中世纪的古城墙才能找到真正的圣吉米尼亚诺居民，人们也必须沿着 Phothisalath 街一路骑行超过一英里才能找到老挝人日常生活的地方。又比如葡萄牙，走在波尔多的街道上你能明显感受到遗产区的无形的边界：城市原本的多样性结构仿佛在这里被冻结，魔术般被替换成了客栈老板、酒吧侍者还有服务生招揽顾客这一单一的场景。游客们也会因为身上的短裤、登山靴而被一眼认出 —— 这些衣着根本不适合在城市里穿着！

在英国，很少有地方像巴斯和爱丁堡的历史街区那样死气沉沉，即使他们都举办各种节日。好像越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越有举办节日的“责任”：威尼斯有电影节和多个双年展、阿维尼翁有戏剧节、斯波莱托有“两个世界”节（Festival dei Due Mondi）。有些城市会因为原本的节日而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因被录入而招揽更多的戏剧和表演，但随后这些表演都逐渐空洞化，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假象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总是通过“杀死患者”来“治愈疾病”，罗德古城和同一岛上的林多斯卫城就是最好的例子： 拯救一堆石头不等于拯救一座城市和城市文化。将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区进行类比感受更加明显：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了里面的动物和植物，增加其数量；而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立却迫使其中的人类无法继续以往的生活，甚至被迫逃离。德国城市德累斯顿（被誉为德国的弗洛伦萨）的市民最近作出了反抗：2004年，这座城市及其周围的易北河谷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随后，德累斯顿市民需要一座新桥来跨越易北河，以缓解交通问题。这遭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对，理由是会破坏遗产的景观。此事被全民公投，最终德累斯顿于2009年退出名录，并在2013年8月，市民们庆祝了新桥落成

当然，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另一个极端：地产商们的贪婪无度。现代化建设推倒所有挡路的东西，建造大型银行、公寓楼和商场。在中国你能看到这种灾难性行为，大拆大建的工地让古老的城市随之烟消云散。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遑多让，首府城市里只剩哈瓦那、基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未遭破坏。其实经济发展与遗迹保护也并不冲突：旅游业正是一台取之不尽的提款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经过华尔街的精密计算可以被反复榨取，中产精英们心目中的乌托邦 —— 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或《24小时日报》（Sole 24 Ore）周末增刊中所描述的那样 —— 不正是由文化街区和金融CBD共同组成的吗。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在日落之后空无一人，都是“无生命”的。也许在当下的主流观点中旅游业仍然被视为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花边”、一种上层建筑，与实体经济中的矿厂、铸造厂和造船业截然不同。然而，旅游业及其关联产早已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它创造了最多的现金流。用列昂季耶夫逆矩阵来分析，如果没有旅游业，汽车、航空航天、造船、建筑、餐饮业都会大打折扣。旅游业也是今天世界金融之都纽约的最主要收入来源

大众旅游是战后经济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快速发展。希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1年，希腊全年游客只有5万人；10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50万；1981年，达到550万；而到了2007年，达到1880万，这几乎是希腊本土人口的两倍。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今天，有190个国家加入该公约。1976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成立，两年后确定了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也就是说，世界文化遗产标志正是在全球旅游业腾飞的时候“推出”的，既是旅游行业发展的“成果”，也是其继续自我增殖的关键。阿多尔诺（Adorno）在《本真性的行话》（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一书中提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本真性”概念，世界文化遗产 ——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造的品牌 —— 正是对文化古迹之“本真性”的变现，就像时尚品牌商标或葡萄酒分级体系（AOC）那样。其实，现在勃艮第的葡萄酒产地们也正在纷纷申遗。迪安·麦克卡奈尔（Dean MacCannell）在《旅游者：有闲阶级新论》（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观点提出另一个视角： 认为艺术品的“灵韵（aura）”恰恰是在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之后开始的，而非之前。从这个角度，世界文化遗产的“灵韵”恰恰是从其被商业复制开始的，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提供了认证服务

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不是旅游的最初起因，它更像为旅游“正名”，为其披上一件迷彩的外衣。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所说：标签，不是事物本身，但也如J.L.奥斯汀（J. L. Austin）所言： 文字本身就有掩饰的力量，认证标签自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世界文化遗产就像是旅游业的黑格尔式美好想象，让我们在文化保护的名义下无视旅游业对古迹的损害。文化与旅游业、古迹保护与资本从未对立，他们在暗中联手：举着小旗子带着游客大军的旅游运营商们从未与我们伟大的遗产守护者之间发生真正冲突，即使有微小的矛盾，我们也应该知道，那正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教诲的 —— 文化资本是资本的子分支，它的所有努力只是希望从更强大的经济与金融资本那里赢得更多主动权，其本质上还是被经济资本所支配的

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另外两个问题：

1. 年代原教旨主义，即认为越古老的东西越值得被保护。那势必产生冲突。比如在里斯本大教堂，就因为挖掘一段古罗马的城墙便毁坏了一座宏伟的中世纪修道院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增加《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人类也不断创造艺术品（至少我们希望如此），那么再过一千年，是不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允许人类正常生活的“非遗产地”了

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件事情：我们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有人觉得现代化行为好像洪水猛兽，但这些事情其实古已有之。在巴洛克时期的罗马，人们会说：“野蛮人没做的事情，巴贝利尼家族做了”（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 fecerunt Barberini）。时间长河从来没有善待人类，无数的杰作，包括古希腊的全部绘画艺术和大部分的青铜器都已经消失，留存下来的只有堆积如山的三流古典文学

17世纪，人们讨论古今之争，丰特奈尔（Fontenelle）在《死者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 ）中写道：“ 古人在他们的时代也是现代人，当代现代人的恐怖破坏也许并不比古代现代人更糟糕。唯一的区别只是当代人出现的时间更晚”。古希腊时期的帕特农神庙顶着木质屋顶，有着红蓝相间的柱子和正面装饰，看起来几乎是矮胖、粗糙和艳俗的，与今天的废墟里那种神圣的美感相去甚远；同时，今天巴黎天际线最重要的文化地标，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为世界博览会而建造时也被斥为玷污城市景观的丑陋之物。谁又能说今天的购物中心不会在两千年后被视为建筑杰作呢？古罗马奥斯提亚海港的公元1世纪建造的仓库不是已经如此了吗

意大利是世界文化遗产密度最高的国家，也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最深的国家。1909年，马里内蒂（Marinetti）和他的同伴选择在这里发表《未来主义宣言》（Futurist Manifesto）：“ 我们要把意大利从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的坏疽中拯救出来。意大利作为一个二手交易市场已经太久了，我们要把它从无数的博物馆中解救出来，这些博物馆就像坟墓一样令它窒息”。与马里内蒂不同，我不反对博物馆，我只是反对将博物馆作为一种无差别的概念滥用，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将一个城市和一个社会生活的全部都囊括其中。有的人会以为，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四十多年的运作，意大利的文化古迹早已都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名录的数量是指数级爆发的，在1970年意大利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到80年代增加了5个，90年代又增加了25个，新千年之后又增加了20个。如今，每个城镇和地区都在排队，争先向教科文组织官员拉票，就像那些申办奥运会的国家一样。意大利的市政、议员、旅游局，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影响会将他们拖入深渊

归根结底，现代城市规划总是强调分区的概念，分区以单一功能为基础：在工作的地方不睡觉，在睡觉的地方不娱乐，在娱乐区不做贸易。城市被划分为旅游区、金融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这些区域永远不会交叉或重叠（你永远不会在北美的郊外住宅区找到酒吧）。可问题在于，城市的兴起恰恰是为了相反的目标：作为各种人类活动之间相互连接和表达的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衷是好的，但从结果上导致了 城市单一性功能划分的加剧，最终导致“城市自杀”。底特律已经衰落，而芝加哥幸存了下来。因为汽车城（底特律）的产业单一，完全依赖汽车；而风城（芝加哥）则是一个综合体，拥有农业、食品加工、化工和钢铁业、金融业、文化产业以及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 任何依赖单一产业的城市 —— 无论是旅游业还是其他什么 —— 都注定会走向消亡

译后记

写下这篇博文（译文）的时候，距离原作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十年，毫无疑问，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这也是我翻译并记录下这篇作品的原因：一些观点永远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就在今年夏天，北京城市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些街区即使从任何角度去观察，都不再有本文中所描述的那种遗产区的边界感、标本感。8月份的时候，我路过南昌滕王阁，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会去认可这座“新滕王阁”的文化价值，而不再是简单一句，“不是老的”，就否定一切。避免对文化遗产的标本化保护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作出了改善。至于更深刻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文艺作品的意义及价值判定、乃至文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更永恒的话题了

只要滕王阁依然矗立在赣江之滨，江水依然奔涌向前，而市井巷陌依然烟火缭绕，那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滕王阁

补充&注释

【1】阿多尔诺的《本真性的行话》

又叫《本真性的黑话》。阿多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真性的行话》从语言学的角度批判海德格尔的哲学不过是虚假的“词句革命”。摘抄:

行话的特征是形式的：它竭力让想要的是东西只被远观，让人们不深究其所用词语的内容就全盘接受其陈述。它把语言中的前概念因素，亦即模仿的因素置于其掌控之下，以获得预期的效果。“命题”想要假装说话者在场，而且他不仅传播着他所讲的内容，同时也赋予那些内容以高贵尊严。如果没有这一说话者的剩余物存在，言说似乎就显得是非本真的了，似乎仅仅强调内容的表达就是在犯罪。行话的形式特性有助于宣教的目的。任何谙熟行话的人都不必说出他的想法，甚至不需要真的去思考。行话替他完成了这一任务，并贬低了思想。本真性，其核心在于，整个人在说话。因此，发生的某件事，行话本身就把它刻画为“本有”（ Sich ereignen）。交流 “啪嗒” 一声关上了，并追求到了一个真理，但迅速得到集体赞成的 “真理” 原本是非常可疑的。行话的语调里有一种算卦先生似的严肃认真，信誓旦旦地愿意跟任何卦象结盟

【2】本雅明的灵韵（Aura）

本雅明的 “Aura” 一词在国内有不同的汉语译法，常见的有“灵韵”、“灵光”、“气息”、“氛围”、“光晕”、“辉光”、“神晕”等等，难以统一的译名也体现了这一概念复杂又暧昧、朦胧且迷离的内涵。

在《摄影小史》（1932年）中，本雅明模糊的提出了其“灵韵”的概念：

时间和空间相互交织：远方的奇异景象好像近在眼前（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a distance, however close it may be）。静歇在夏日正午，目光追随着地平线上的山川或一个小树枝，它们将观者笼罩在其投下的阴影里，此时此刻，观者开始成为了景象中的一部分 —— 那就是呼吸那远山、那树枝上的灵韵

人与自然的交往来自于对其召唤的感应，这便是自然的“灵韵”

在1936年出版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论述了传统艺术，即前复制时代传统艺术的“灵韵”：

"本真性"是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它以礼仪为根基，代表了独特的、最初的价值。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前中世纪的那种对作品的神圣的崇拜遭到了对世俗之美的崇拜的冲击与颠覆，而后来可大量复制的摄影技术的发展又给这种根植于宗教礼仪的艺术作品的“灵韵”以最后一击，艺术作品的可技术复制性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艺术作品从依附于礼仪的生存中解放出来了

总之，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艺术作品的批量生产使得作品的“本真性”被完全破坏掉了，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已经不复存在了，“灵韵”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灵韵”强调人与事物在时间、空间、记忆、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是你所注目的客体神秘地“回看你”的能力

气息的灵韵是无意识非意愿记忆的庇护所。它未必要把自己同一个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它在所有的感性印象中，只与同样的气息结盟。或许辨出一种气息的灵韵能比任何其它的回忆更具有提供安慰的优越性，因为它极度地麻醉了时间感。一种气息的灵韵能够在它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

将“灵韵”和本雅明创造的另一个术语“痕迹”之间做对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

痕迹，即使留痕的人远在天边，那也是身边事物的表现；而灵韵，即使唤醒它的人近在咫尺，那也是遥远事物的表现。在痕迹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事物，而在灵韵中事物捕捉了我们

参考：本雅明的“灵韵”：在视觉文化的观照下

【3】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fecerunt Barberini

这是一句拉丁语谚语：“野蛮人都没做的事，巴贝里尼家族做了”（在拉丁语中野蛮人 barbari 与巴贝里尼 Barberini 谐音）

17世纪时，巴贝里尼家族成员米菲奥·巴贝里尼成为教皇，在其任内将古罗马建筑杰作万神殿天花板上的镀金青铜板被拆卸下来，并将殿内的铜制品被搜刮一空，重新融化后浇筑成了圣彼得大教堂内的青铜华盖。这一故事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文物破坏事件

【4】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

《未来主义宣言》(意大利语：Manifesto del Futurismo）是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于1909年发表的宣言，在宣言中，马里内蒂阐释了一种名为未来主义的艺术哲学，其包括对过去的否定和对速度、机械、暴力，青春和工业的赞美。其中关于博物馆的部分提到：

我们要拆毁所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同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乃至一切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怯懦思想作斗争

还有

博物馆就是坟墓！……它们都何其相似，将素昧生平的躯体可悲的放置在一起。博物馆是让冤家仇人或者陌生的人们互相紧挨着长眠的公共墓室！博物馆是屠杀画家和雕刻家荒廖绝伦的屠宰场，让他们沿着竞争的墙壁，用色彩和线条互相残杀！
假如一年就去一次，像在亡灵节去扫墓那样，我同意你们去；假如每年供献一次鲜花于《蒙娜丽莎》之前，我同意你们做。……但是，我不允许人们终日徘徊在博物馆里，表现出诚惶诚恐、惆怅不已的病态激动。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为什么要受其腐蚀呢？
……
我告诉你们，经常拜访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这些地方简直是白白葬送辛劳的墓地、扼杀梦想的刑场）对艺术家其实是有害的。也许，对于行将就木的老人、卧床不起的病人、身陷囹圄的囚徒是另一回事：尚可回味的过去也许对他们的疾病和痛苦是一贴镇痛剂，因为对他们来说，前途已无可指望。……但是我们不想了解过去那一套，我们是年轻的、强壮的未来主义者！

值得一提的是马里内蒂还在1919年与安布里斯（Alceste De Ambris）共同撰写了《法西斯宣言》，这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最早宣言